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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涂良川:人工智能的发展与青年人格的时代建构
涂良川,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文章来源
QINGMAXIANSHEN
青年探索 2023年第1期 第34-42页
基金项目
QINGMAXIANSHENG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人工智能奇点论研究”(项目编号:21BZX002)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Keywords
[摘要]人工智能以高阶自动化的逻辑承继、发展和超越了机器自动化的逻辑,以其能力之强、影响之广、变革之深定义了时代、变革了存在。智能时代的青年在与人工智能技术逻辑、运行逻辑和存在逻辑的遭遇中,是被其支配从而担忧奇点来临的存在论难题,还是从理解时代、把握存在和生成自我中应对人工智能的存在论升级,是青年人格的时代建构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人工智能的发展改变了存在的境域,人工智能的展开重新定义了关系的存在,人工智能的主体要求了社会主体的生成。因此,从人工智能本质及其与青年的社会历史关系出发来形成青年理解时代的核心观念、理论思维和思想认识,既是青年人能够正确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存在论升级,又是生成健康人格的前提性工作。
[关键词]人工智能;青年;存在论升级;人格;智能时代
今天的青年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原住民”。对于青年而言,无论是物质生活的场域,还是精神生活的领域,抑或关系生活的疆域,无一不被对象化社会历史性的人性的人工智能技术所影响、规定和塑造,其不仅是青年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场景,更是青年人格建构的存在论语境。青年人与人工智能的相互构成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体现为人工智能是青年人获得生存体验的中介与手段,而且体现为青年人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最有力的支撑和最有活力的因素。从技术逻辑上讲,人工智能并非追求和人一样的方式来实现智能,也并非要求以人一样的活动来表达其意义。而是,“高阶自动化”的人工智能,以其超强的计算能力、巨大的存储能力、及时的调用能力,来完成人类智能所能完成的任务,打造虚拟实践的场景,真正实现了时间与空间的全面压缩,既扩展了青年人的生存境域,又将技术逻辑内置于青年人的生存体验之中。就此而言,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最先进的技术以活动能力的延伸、交往范围的拓展、社会领域的扩展等方式丰富了青年的生存体验、加速了青年存在意识的生成。但是,从存在逻辑上讲,人工智能技术的完备性可现实转换成生存体验的定制性,而且人工智能奇点双主体的可能性更是会提出物种的竞争性问题,从而在根本上影响着青年人格的生成过程和建塑特质。因此,人工智能时代青年人格的建构既需要处理自现代以来自动化时代物质异化的难题,更需要直面今天“自定人”的物种奇点难题。因为,在技术乐观主义者看来,物种奇点就是“如果计算机可以有‘意识’,那么,它们就会成为一种不同于人类的新‘物种’”[1]。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作为当代人类最先进的技术,一方面体现了人类历史最伟大的成就,是青年人格建构的社会历史基底,其表征的让人类引以为傲的创造性特质应该成为青年人格的内在构成;另一方面在以技术的方式引发存在论升级中形成了青年人格社会建塑的全新语境,需要在把握时代生存特质的前提下建构健康的社会人格。因为,由技术逻辑驱动的“一种存在变成了另一种高级的存在”[2]的人工智能主体出现还为时尚早,但是人工智能在定义时代的意义上使当代人的存在语境、活动逻辑与确证框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使物的要素、物的能力和物的逻辑不断整合在青年人的生物与社会的存在之中,引发今天我们称之的存在论升级。由此而论,在人工智能存在论升级的可能性及其社会的效应中探索青年人格的社会建构,就既是真正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进展,又是以技术真正表征青年人的时代感知力、历史创造力和文明引领力的重要问题。
北京故宫全景
01人工智能的发展与青年存在境域的拓展
QING MA XIAN SHENG
人工智能以技术形态的方式探讨了智能的本质,表达了人类的思想,为今天的青年人开创了全新的生存境域,更为青年人格的生成提出了全新的问题。或者说,人工智能以技术有效性、运行及时性和成效稳定性的“聪明”使青年的生存背景从自然社会历史生成的样态转换成了技术的样态。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使青年人的活动场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使青年人自我认知的主体和理想追求的目标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为,人工智能作为继第四纪元技术进步升级和加速之后的第五纪元,“使我们的人机文明超越人脑的限制”[3]。此时技术的“聪明”不再单一体现为技术发达的功能,而且意味着人工智能这一技术本质上就是一种存在论升级,其直接表现为存在范围、存在能力和存在理解的境域拓展的升级,其远期则可能是“再造存在”[4]3的双主体存在论升级。因此,由人工智能的发展推进的深度与广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存在境域,既是青年获得存在体验的重要场域,又是青年人格生成的新的社会历史背景。青年人格的生成必然体现出人工智能时代的烙印。
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虽然是被人类“一般智力”所支撑,被工业公司所创建,被应用场景所推行,是青年人被动进入的存在语境,但是青年处于人格建塑期的事实,使青年人能够以高度的热情、完全的参与和个体的内化等方式自然地与人工智能展开的存在境域合为一体。任何时代的人,特别是青年人都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必然在存在语境下展开具体的生产活动,获得现实的生存体验,形成具体的价值观念。因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5]138。因此,被人工智能的“聪明”拓展的存在境域虽然是青年人不能选择的时代背景,但却必须在与青年人自我人格建构的语境中来理解。
第一,人工智能的发展对青年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既使他们成为体验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群体,也推动他们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建构的重要力量。这不仅是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打造了便捷的生存空间深受青年人的喜爱,而且是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本质上追问的是人类智能的本质。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发展表征与指向的智能本质问题,本身就是青年追问自我本质的一个核心问题。因此,在应用与创建的双重体验中,青年一方面能够感知与体验人工智能呈现的人类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又能够以自己的创造力融入人类本质的自我理解之中去。或者说,人工智能的发展,改变了社会塑造青年人格的模式,既揭示了人工智能不同于传统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影响,又呈现出青年人格社会建构的全新特点。人工智能“在起来”[6]的过程中,“实际地在所有领域都比最好的人脑聪明得多的智能,包括科学创造力、通用智能和社交技巧”[7]既是青年人格生成的背景,更是其人格生成的成果。
第二,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人类技术功能有效性的延续,具有兑现青年冒险精神与异化青年行为的双重可能性。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高扬了现代理性“定义人”的理想与追求,以技术有效性的方式表征了现代青年人格生成必须基于人自己的活动之事实,并使青年处在以自己的创新性能力与冒险性精神不断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范式和观念的变革之中。特别是人工智能算法虚拟化出来的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与体验的场景,既使心智敏锐的青年人能够获得现实无法得到的冒险、创新等积极的生存体验,又会使成熟度不够、自制力不强的青年人容易沉溺于虚拟的幻象。这既是人工智能发展正面的魅力之所在,也是其负面影响之所在。一方面,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存在论升级,既需要开创性的冒险,又可能性地蕴涵着考验存在的难题。比如,以非常规的逻辑面对物体系的独立性,以非传统理论的驱动和再构物质的运行逻辑,以非现实的真实体验获得人类的整体性经验等都和青年人的年龄性质、人格气质和性格特质等天然地一致,是其实现青年本质的绝佳场所和机会。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发展的主体性也可能形成消磨青年意志的场景,有学者就指出“网络沉溺主要发生于青年身上,‘网游高手’也非青年莫属,在网上无论是违法犯罪还是行侠仗义的高段黑客,也多是青年人”[8]。因此,以正确的方式面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双重性,既是对青年人格能力的培养,又是对青年人格形成的检验,更是对青年生存体验的提升。
第三,人工智能的存在论升级,以时代的方式把一系列关乎人性本质的问题推到了青年人面前,这既构成其人格生成中的社会历史考验,更有利于其真实理解人的存在与意义,为其健康人格的形成重建了存在论前提。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存在论升级远比遭遇全新的技术形态、异化了技术性的存在等更为深远和根本。从技术逻辑上看,人工智能表现出来的“聪明”其实是人类尚未完全理解意识秘密基础之上的存在论升级,但是其表达的现代主体性神话本质远不止技术本身,而是对社会历史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追求,因为人工智能存在论升级本身就意味着“以人为神,因此人想要一切,想做成一切”[4]3。而且人工智能的发展更是表征今天存在境域拓展的状态及社会历史效应,“万物都将变成技术化的存在,此种存在升级意味着人类在世界存在系统中失去了地位”[9]。因此,对于青年而言,其人格的建构就不再是简单地将社会历史的定势内化成个体人格的基本规定,而是真正要在历史的整体性、生活的现实性和人类的未来性中追问人格的意义及其对人性的表达。虽然谈论人工智能主体化可能还为时尚早,但是其发展提出的人格化根植的历史整体性问题却无比真实。一方面,面对人工智能存在论升级引发的可能影响人类整体的“存在性灾难”[10],因其与青年存在体验有着感性的具体性,能够最先被青年捕捉和意识到,从而激发青年自觉应对人类整体性难题的责任感。青年能够深度走进人工智能存在论升级的重大问题中获得主体性的意识,在自觉承担人类责任中塑造自己的人格。另一方面,承继技术逻辑的人工智能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够为青年提供“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史上最好的社会”[11],客观上能够为青年人格的建构提供更好的物质基础、科技知识、文明资源,虽然存在着拷问青年选择能力的问题,但是却事实表达了青年已能够真正以整体性的视野来面对自我人格建塑。
第四,人工智能的发展打造了智能生存的存在逻辑,不仅塑造了“朝气蓬勃、前程似锦”的存在境域,而且有望突破人类自然的存在限制,更是提出人格自我的终极追求问题。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在人格的建构中必然会直接面对“永生”“超自然”等终极性拷问[4]23。这既是青年人格建构的选择难题,更是其提升人格品味的难得机遇。如果说传统社会是利益、权力等世俗可达性目标来拷问人格的高低、品性的优劣和人性的真伪的话,那么人工智能发展以存在论升级的方式将神的可达性作为了原则。这意味着青年在人格的建构中必须明确回答人的存在价值到底是个体的绝对,还是人类整体的繁荣问题。尽管我们会相信人工智能的存在论升级之后,生存对物质需求及供给的矛盾可能极大缓解,但是我们很难想象观念冲突就能绝对和解。针对于此,我们可以真实地预见青年人格建构的真实状态:“拯救少数人的方舟终究是不可靠的,这令人想起马克思的先知洞见——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4]23。或者说,青年的人格在社会建构中,面对人工智能存在论升级的事实,必然会重新选择全新路径,既不简单重述既定价值,又不会追求绝对个体价值,而是只有真正与他者共在的境域中,才能有效地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社会历史效应和人性自身的难题。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从根本上变革了存在论境域,虽然有着人类失业、劳动意义消解、技术应用难题和人机冲突等现实的存在论问题,但是却敞开了变革社会存在逻辑的可能性,也就自然地预示着青年人格的社会建构会在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展开新的征程。
总之,今天青年人存在境域的变革,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又是诸如人工智能这样全新技术发展的历史回响。在变革的存在境域中,青年对自我理解、对人格建构不再依赖于外在的原则或实体,而是必须根植于现实的历史实践。这意味着青年在自我实践逻辑的变革中表征存在境域特质的时候,正在实现人格建构范式的根本转变。即,人工智能对存在境域的实体性变革,使“关系”成为青年理解自我的原则与核心。
02人工智能的定义与丰富青年人格的关系
QING MA XIAN SHENG
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创虽然源于“人是机器”“心灵是可计算的”等哲学前设,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却造就了“机器能够思维”[12]“机器是人”[4]8的现实。人工智能是人创造出来的高阶自动化的物体系,但是其定义人的能力引发的存在论升级却从根本上影响着人的自我理解。特别是对于今天生在人工智能时代中的青年人而言,其人格的生成更是无法脱离人工智能能够定义人的现实语境。因为,人工智能不仅以其技术成效在存在论上实现了现代人自我定义的梦想,更以其本体论的变革使青年人格生成与理解从实体走向了关系。这一现实不仅全面地证明了马克思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39的判定,而且更表明了人工智能定义的主体“Agent”就是关系主体。因此,今天的青年,如果能够直面人工智能定义人与主体关系的本质,不仅能够真正将现代历史展开的“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13]内化成人格的核心构成要素,而且能够获得与升级存在的人工智能共在共存的能力。
第一,人工智能充分展开定义人的现代逻辑,真正使关系成为丰富青年人格的重要因素。因为,人工智能基于关系存在论的技术能力“绝对化”所呈现的定义能力虽然具有现代主体狂欢的一般特质,但是却以存在论升级的方式将关系作为人格的重要构成要素内化于青年的人格建构之中。其一,青年人格的时代建构必然在人工智能以技术判定的方式,使关系真正成为定义人的要素的背景之下展开。因为,判定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智能的“图灵测试”就不是以结构描述、本质探寻的方式来定义,而是以活动为逻辑在关系的判定中确证其是否智能,“如果一个机器在与人对话时被识别为人,那么就是一个智能存在”[4]66。虽然在判定过程中智能机器借用了智能行为对象化的成果,但是却依据他者对人工智能系统行为能力认定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人工智能之智能不仅仅是在知识与技术逻辑中展开,而是在与他者关系中被认定。因此,人工智能虽然直接在表象上成为能力绝对化的体系,为孤寂、封闭和排他的个体创造了条件和可能,但是其在根本上是基于关系认定的事实却警醒我们,关系才是基础性的存在。所以,生活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人,当其驾驭先进的技术来实现人格排他性的强大、独处性的完满时,本质上就是对关系意义的存在论确认。其二,在青年人格的时代建构中仅仅承认关系是不够的,更应该内化关系对人格的奠基性作用。因为,基于关系认定的智能能力,不仅表达了理性创造物的强大,还表征了关系存在才是根基。现代性的后果以及对人工智能能力的直观肯认,已经明确地证明了改变本质的定义方式,只能造成理性的泛滥、人机的冲突、技术的异化,使理性走向非理性。而如果我们深入地挖掘人工智能本质定义的关系存在论前提就会发现,对象化社会历史性的人性的人工智能一方面为现实的历史的人提供了另一个关系主体,另一方面又证明了只有在关系中人和人工智能才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或者说,只有基于关系存在才可能既能真正保证人在人工智能创造和应用中的独立性与主体性,也只有在关系中人工智能才能获得其“进化”的条件与基础、呈现其意义与价值。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在人格建构中,必须认真对待关系存在的关系者项的特质与本质区别,既不能把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混淆起来,又不应以实体存在论的思维追求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统一,而是应该以关系的判定既确定人工智能的社会历史意义,更坚持人的自我的存在价值。就此而言,虽然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正在遭遇人格进入到技术之中而面临异化的问题,但是作为人工智能存在论升级基底处的关系存在论却又为青年人格的建构打开另一道门。由此看来,人工智能以技术自主性将定义人的理性主义传统推进到了一个全新高度,一方面使青年在自我人格建构中必须面对“‘人与人格化的物的异化矛盾’转移为‘人机异化矛盾’”[14]的现实,考量人格生成的时代难题;另一方面又真实将人是社会的关系性存在这一事实推到了人格生成的前台,获得了超越现实的力量。
第二,关系是人工智能定义人的存在论基础,其正以丰富青年人格内涵的方式全面地扩展了青年的行为能力。在我们看来,人工智能的定义消解了人自身内在属性的决定性意义,全面显示了表征关系的信息之于人格构成的存在论意义,这是人工智能时代青年人格时代建构必须面对的困境。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不仅应该是运用信息技术的能手,在驾驭信息技术中建构全面的能力,而且应该真正使关系存在成为其人格独立性的规定,这是青年真正与时代同行的方式。从时代变化的事实逻辑上看,人工智能在从专用人工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使信息关系性内蕴的现实力量得到了充分证明,呈现了关系基于主体的存在论意义。人工智能以现实有效性定义能力的根本性革命显然不在于其对物质的重组,而在于其以“信息叙事”的方式“导致了既不依赖精神又不依赖意识而仅仅依赖信息的非物质性建构”[15]47。一方面,人工智能以技术逻辑的方式实现了基于信息关系的实证化、现实化与力量化,能够在网络中重新定义人本身,使其“不再作为物理实体,而是作为一种在计算机内建构的人活着,他的人格是由储存他身份的电磁模式决定的”[15]48,又可以使人能够以此全面的既定的实存和非现实的现实发生影响人格模式的真实关系。人工智能如此的定义方式,既表达了物理操作效率的高,又表达了存在影响的全,充分表达信息关系的“模式”对实体存在“在场”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定义本质上是把人工智能系统理解为“主动性的关系体”,以及“人工智能的本性及其性质和意义,完全在关系体,物能只是作为其基础”[16]。因此,对于人工智能时代人格正在生成中的青年而言,显然不能从传统实体存在论的框架内理解自我的人格构成,而必须在面对信息重构关系、推定存在和表达关系中来确证人格的独立性与完整性。人格构成中的主体性及其意识只有在关系中才能真正与自我觉悟的内涵联系而表达人格的主体性。所以,与其说人工智能的定义是站在人之外来设定人本身,倒不如说人工智能以定义的方式隐喻地表明存在关系与关系存在才是人工智能时代人格独立性的根本保障。如此看来,人工智能的定义之所以能够引发存在论升级,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深刻地揭示了蕴涵于关系中的感受性之于人格建构的不可或缺。如前述论证的那样,人工智能的定义是在信息中展开,而信息恰恰是彻底展开关系存在论的前提。人工智能的定义,以物能的方式、定义主体的效果,既使主体感受性的建构升华为主体的内在构成,又使关系存在定格为主体人格的表达。面对这样的事实,青年的人格建构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行。其机遇在于人工智能揭示的主体存在关系可以消解人工智能定义外在力的存在论根据,为其积极人格的形成奠定存在论基础;其挑战在于人工智能强大的定义力量可能在传统思维中重新将青年的人格生成拉回实体逻辑之中,使之面对人工智能时代人格异化等诸多难题。
第三,基于关系存在论中的青年人,不仅要直面独特的自我,而且需要尊重对象的独特,关系不仅能够凸显青年自我的意义,更能够在人格内涵中凸显其对他者意义的肯定。关系对青年人格的丰富,既从人格生成的逻辑中解决了原子式的对立思维,又在人格展开的存在中表征了他者对象对于人工智能时代人的意义。人工智能开启了信息存在论的时代,在完成实体存在论向生存存在论的转换中,使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既能够获得时代的锤炼,又因为“人工智能是走向具有‘此在’意义的特殊存在”[16]而时代性地葆有人格的独立性与创造性。虽然在人工智能定义的背景下,青年可能面临诸如“技术性定义”“技术性失业”甚至是“技术性取代”等延续传统实体论的社会问题与异化难题,但是人工智能呈现定义人能力的存在论升级本质上是对生存论合理性的一种确证。尽管其确证的方式在传统实体存在论看来是危机,但是如果我们以“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17]的辩证法面对人工智能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定义本身就是在超越物能存在中对关系存在的肯定。因此,在人工智能加持下的存在论升级,一方面能够在扩展青年人感性能力的基础上,使青年真正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8]274。因为,人工智能的定义本身就是基于人类感性整体与类性整体的定义,而且是展开全面关系和全面能力的定义。当青年人拥抱与主导时代本身的时候,其人格的构成必然会内化人关系存在所表征的生存存在的社会历史性内涵。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定义本身也是一种不断进化与发展的存在论升级,其开启的存在论提出了青年人只有亲身经历与体验才有可能真正和人工智能建构共在的存在论关系。因为,人工智能定义本身就解蔽了实体的神秘,而看到关系的生成性。因此,对于深刻理解时代特质与人工智能同行的青年人而言,葆有感性体验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即是其人格独立性的保障。
03 人工智能的主体与葆有青年自主的实践
QING MA XIAN SHENG
因果路径、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路径使其向通用智能迈进的步伐大大加快。虽然当前我们不能讲人工智能就是主体,但是人工智能的主体性问题却是社会主体生成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因为,人工智能主体可能性的存在论升级,本身就是一个涉及我们存在实践的问题。它从根本上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与思维逻辑,更有可能影响着人类未来力量的生成。因此,青年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建构主体的自主性就是极其重要的根本问题。
第一,在人工智能存在论升级的今天,青年必须自觉、自主地走近人工智能,一方面需要提升理解和运用人工智能的能力素养,另一方面需要形成直面、批判人工智能的理论思维,再一方面需要获得校正自我行为、建构社会主体的能力,唯有如此青年才能够真正建构起独立健康的人格。人工智能作为主体介入当代社会生活是已然的事实,这不仅在一定层面上改变了现实社会的运行逻辑,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存在的方式。人工智能的主体是一种近在眼前的存在,青年理所应当具有走近的意识、直面的能力、发展的义务、校准的方式。因为,人工智能的主体,已不是作为机器自动的高效,而是作为感性具体的现实性影响,“‘在起来’的类人甚至超人智能存在,机器智能的存在论意蕴就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首先问题之一”[6]。走近人工智能,意味着青年不仅要在人工智能表达主体能力的层面上直接面对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应用思维、现实状况和社会效应;而且还意味着青年必须以历史的主动性与生活的现实性积极地和人工智能的类主体性打交道,真正发现人工智能主体中蕴涵和表达的探讨人类谜团、理解自我本质和建构人格的现实启示。因此,如果青年能够真正走近人工智能本身,那么其就可能以其自己客观的判断力与时代的认知力真正认识到人工智能的主体并非是人类“进化的继承者”和“思想的继承者”[3],而是“以我们自身的形象创造的、具有智能的人工造物”[19]。这样才能既消解人工智能主体性问题引发的存在论焦虑,又使青年在质疑、批判、评估、选择和运用人工智能的社会实践中具备社会历史性,以对待人类创造物的社会主体性。因为,“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改变了技术存在的面貌,而且改变了社会运行的逻辑,是人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中对人本性的一种追求与思考,而且是以技术创造物为参照对象的思考”[20]。
第二,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不仅要有与人工智能主体性正面遭遇的能力,而且需要具备自主地理解、分析、把握和驾驭人工智能的能力。从发生逻辑上讲,人工智能的主体性,是“信息体”(Information agent)、“智能体”(Intelligent agent)等以其类人行为效果引发的存在论升级。因此,当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因为物能的强大而挑战人类意识的自尊的时候,正在建构人格的青年只有两种基本选择,要么进入其中获得掌握的能力与人工智能真正实现“人机共在”,以智能增强、能力增加、素质提升的方式表达时代的主体性,确证人格社会生成的独立性与社会主导性;要么被人工智能深度异化,沦为技术悲观主义者所讲的智能体的“宠物”。如果青年在其人格社会建构的过程,能够走进人工智能,那么也就意味着青年能够“未雨绸缪,因势利导,积极探索合理利用智能系统的‘劳动’、有效开展人机劳动协作的方式”[21],既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充裕打开现实的路径,又为自由劳动时间的获得创造基础性的条件,还会在人工智能的未来性中使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添加更多科幻要素。因此,与人工智能主体的深度交往是人工智能时代青年人格独立性与完整性生成的必要途径。
第三,人工智能时代青年人格的生成,必须嵌入人工智能主体性展开的存在论要素,并以时代的存在语境分析自主性的内涵、表达的方式等。唯有如此,青年才有可能在人工智能时代以社会实践的方式与自己的对象世界建立全面的关系,获得拥有自己的世界和自己关系的能力。人工智能的主体性的可能,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格独立性以占有的排他性为前提的实现方式,而是全面转向我们前述的关系存在论之中。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如果在面对人工智能主体性的时候,还是把主体理解成实体性的排他的自足实体的话,那么人工智能类主体开创出来的广阔活动空间就只能属于所谓的主体的人工智能,而非现实的人。对于社会历史生成的主体从根本上说,都在追求“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8]189的现实目标,而非绝对的排他性存在。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上讲,面对人工智能类人行为的主体性,如果我们从关系存在论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以其运行成果高效、表达逻辑稳定和行为能力超生物性的主体能力打造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新空间,而且“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在这片更大的空间中会存在更多极其宝贵的生存方式”[22]。或者说,人工智能的主体不过是预示着共在存在时代的来临,这一方面实现了人类长久以来把自然作为自己无机身体的梦想,另一方面又坚持了“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作为完成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18]297共在原则。此存在论语境,使“信息共享的天然本性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共享范围原则上可以无限扩展的可能性空间。共享的文明不仅具有通过信息活动所创造的物质条件,而且有人性发展的依据”[6]。因此,作为人类未来的青年,与其说担忧人工智能时代双主体的奇点难题,倒不如在革新存在思维的前提下,以人工智能的主体为参照深入理解社会历史的存在方式,获取人格社会建构的实践智慧,既现实地生成具有创造力和文明性的独立人格,又真诚地在改变社会历史中推进人类自身的理解。
总之,人工智能时代青年人格的建构,已经完全嵌入到了人工智能主体性表达的“物的人格化”之中了,这既注定此一时代青年人格的葆全与健康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社会历史事件,又表明人工智能时代青年肩负着更重要的人类责任。坚持自主的选择与实践,才能够使青年一方面获得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驾驭与驱动人工智能丰富其实践,从而真正使青年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独立、自主的人。因此,对于青年而言,只有以历史辩证法的智慧、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科学主义的务实与人文主义的高远,才能真正在人工智能时代内化时代的规定性、葆有人格的独立性、生成历史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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