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史无前例的计划——首钢搬迁——已经开始提速　　河北唐海县第三分场渔民陈国柱给曹妃甸工地送食物和淡水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他并没有看报纸和电视的习惯，却也感觉出这几天岛上气氛不同。“经常有一大队一大队的小车上岛上去。”陈国柱向记者描述说。 　　曹妃甸岛上的“总负责人”──曹妃甸钢铁围海造地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春华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了这个现象:这段时间贵客盈门,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考察过曹妃甸,3月25、26日,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又到岛上来视察,国务院领导也要来。杨春华说,马凯主任临走时特意叮嘱:这次首钢搬迁方案,国务院领导特别关注，要抓紧落实。我来这里就是怕你们进度太慢，耽误了搬迁大事。　　杨春华告诉记者，河北省领导同志更关心新钢厂何时上马，领导问过他，有没有把握在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出第一炉钢。杨春华说，种种迹象表明，一个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史无前例的计划──首钢搬迁，已经开始提速。　　北京的天空与首钢　　2001年是北京申奥最关键的时段。这年1月，维尔布鲁根率领的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到北京实地考察环境状况。人们都记得那几天天分外蓝，空气分外清新。有人说这是天助北京;也有人说，这是因为首钢那几天停产了。对后一个说法，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首钢人士反应一致，都认为这是典型的市井谣诼，“你以为炼钢高炉是自家的煤炉呢，说停就停”　　一个荒诞的谣言能够广为流传,却以另一角度说明在老百姓心目中,已把首钢与北京的环境质量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石景山区环保局副局长吴景义拿出的数据,证明了老百姓的感觉。在2004年北京大气环境质量评比中,首钢主厂区所在的石景山区排在城八区的倒数第一。2004年,石景山区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为184天,占到全年的50.4%;而整个北京市好于二级的天数达到了229天,占全年的62.5%。石景山区则比这个平均水平低12%。这组数据让吴景义感到了压力。虽然他的部门兢兢业业,但石景山区的大气环境质量与全市平均水平一直有着较大差距。　　吴景义说，这个“后进”帽子，他们已经戴习惯了。首钢钢材销全国，污染排放在石景山。石景山成为“环境凹谷”，也是一种顾全大局。面对800万吨产能的巨型钢铁企业，环保部门发动几个人种草种树根本无济于事。“不信你去首钢看看，他们绿化搞得真不错，但是能根治污染吗”　　北京31中的王晓彤参加班级组织的“北京工业游”,刚刚游览过首钢主厂区,她向记者描述,首钢厂区的确很漂亮,亭台楼阁掩映在树丛中,蓄水池里还有野鸭子,行人可以穿花拂柳，但必须掩住鼻子，初到厂区的人谁也受不了那刺鼻的化学气体的气味。　　首钢新闻官员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过，近几年首钢几乎每年都要拿出将近四分之一的利润治理污染，搞各种“环保公关”。可是，为什么首钢就不能一举扭转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呢　　吴景义对此的解释是，凭目前的技术水平和资金条件，中国不可能根治大型冶金企业的环境污染。就首钢而言，它的污染源有三个部分: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和运输污染。首钢投入的环保资金解决的是90多个有组织排放口的污染，无组织排放和运输污染没办法控制。　　首钢主产区有60万平方米的露天矿料堆放场，此外，首钢的煤炭、矿石原料和800万吨钢产品中的一半都需要通过公路运输，每天有500到600辆柴油大卡车奔驰在长安街延长线上;最致命的是，首钢地处北京上风上水，西风一起，烟尘就会向北京城弥漫。　　仅仅为了水，也得搬　　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在今年北京“两会”上提出了北京“建立人口准入制度”设想，舆论哗然。反对者强调，资源短缺不能成为限制公民自由迁徙权的借口。而北京市的当家人却正在为这个两难而忧心忡忡:首都当然要对每个公民张开怀抱，但它的资源究竟还能承载多少人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吕斌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王岐山市长近期多次召集城市规划专家座谈，了解北京各种资源的承载极限。　　吕斌说,在最近的几次专家咨询会上,大家的一个共识是,电、天然气,乃至土地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北京最致命的资源缺口是水。在华北半干旱区没有大的地表径流的地方,建成一个16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吕斌认为,仅仅为了水，重工业也应该迁出北京。首钢炼1吨钢，要消耗9吨水，1000万吨产能就是9000万吨水，这是300万居民的年用水量。　　吕斌还透露，在北大的一次座谈会上，王岐山表示，尽管燕山石化远处房山，是北京下风口，污染问题不突出，但为了让出水资源，市政府也在考虑2012年前将燕化迁出北京。　　折磨首钢的另一个难题是交通运输瓶颈。2004年3月6日，北京铁路局发布过“无限期禁装令”，决定停装首钢发往南方6个铁路局的钢材。首钢官员向记者透露，北京铁路局调度处这样跟首钢这个老客户解释:我们也是迫不得已，铁路不仅要接送全国来首都办事的人，还要接待像前往杭州的那么多的旅游者，像前往广州的那么多的农民工，北京还是全国最大的建材和家具接受者。首钢运进运出的原料和钢材，成了北京铁路运力紧张这个骆驼背上的屈指可数的稻草。 　　奥运推力　　几乎一夜之间，首钢搬迁成为热词。而在此前漫长的预热过程中，民间环保组织的努力值得一提。　　1997年，全国政协委员、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先生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提交的提案中，建议首钢不但不能再增加产能，还要逐步将产能迁出北京。这是记者所能找到的关于首钢搬迁的最早的文本。　　梁从诫委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该提案由冶金部经办，而冶金部在给提案人的答复中强调，几年来首钢在环境整治方面已做过许多努力，对搬迁问题则未置一词。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梁从诫先生写信给时任北京市长刘淇，信中再次提出首钢搬迁的建议。 　　一直关注首钢动向的梁从诫注意到,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01年,那年7月北京提出的“绿色奥运”口号征服了大多数国际奥委会委员。北京城市发展的目标锁定在“适于居住的政治文化中心”。梁先生说，“奥运”这颗砝码比他们早先提倡的“环保”、“适于居住”这些概念重得多，“首钢搬迁”的口号以迅猛的声势登上了大众传媒，“首钢最终要搬出去”的意见形成压倒优势。 　　此后，首钢搬迁成为大势所趋。当时的首钢董事长罗冰生一方面对外宣布每年压产200万吨，将北京地区的产能逐年外迁;一方面大力发展非钢产业，希望既保住“首都”，又保住“钢铁”。但这两个方向都出现了波折。　　石景山区环保局副局长吴景义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按照首钢的承诺，2003年首钢应该压产200万吨，将产能从800万吨压缩到600万吨，但到了年底，《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说，首钢2003年度钢铁产量达到870万吨，与年初计划相去悬殊。首钢官员对此的解释是，“产能”与“产量”是两个概念，首钢的确在2003年压缩了200万吨产能，停掉了污染严重的第一炼钢厂。但是，鉴于2003年北京受到“非典”疫情冲击，为了保证北京的GDP增速，首钢提高了现有产能的生产效率，实现了870万吨产量。　　首钢停掉第一炼钢厂，“压缩”200万吨产能，非但没有影响钢铁总产量，还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在河北迁安建立一个产能200万吨的钢厂作为补偿。上市公司首钢股份2004年的年报显示，该公司2004年共生产了402万吨铁、518万吨钢和376万吨钢制品。可见，在国内外市场对钢铁产品的强劲需求刺激下，首钢的钢铁生产并未受到“搬迁”和“压产”的太大影响。　　另一方面，首钢非钢产业的发展仍然处在探索中。首钢新闻官员向《瞭望东方周刊》证实，首钢非钢产业的销售额已经占到首钢总销售额的一半，而利润却不到总利润的20%，非钢产业难挑利润大梁。　　最近几年钢铁需求旺盛的形势有目共睹，2002年12月就任首钢董事长的朱继民提出:“首钢还是要姓钢。”钢铁利润是首钢生存之源，当然不能丢;而2008日益临近，为了绿色奥运的承诺，“姓钢的首钢”肯定不能留在首都，国务院今年3月4日给首钢搬迁方案的批复中，使用了“首钢搬迁时间紧迫”的措辞，要求首钢在北京地区的产能必须尽快压下来。首钢走到了“留在首都”和“发展钢铁”两路交错的十字路口。　　北京与河北之得失　　800万吨产能的特大钢铁企业东迁250公里，这是一个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史无前例的计划。　　负责曹妃甸钢铁项目前期准备工作的杨春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曹妃甸钢铁项目的设计方案虽然还没有最后敲定,但是发改委对新钢厂的三项要求已经确定,新钢厂要实现产品制造功能、生态功能、社会大宗废弃物消纳功能三大功能的统一。　　按照这个原则,首钢与唐钢合资建立一个新公司,参照日本福山、韩国浦项钢铁厂的设计,拿出了一个方案。该方案设计钢铁总产能940万吨,设置生产岗位8000个,投产后,不但不向外界排放一吨固体污染物,每年还能消纳数十万吨废旧塑料等社会大宗废弃物。杨春华说,这个设计方案“充分利用了先进的工业布局思想和技术后发优势”。　　如果这个设计方案最终通过，首钢在物质层面上的“搬迁”规模将微乎其微。新钢厂利用技术后发优势，建成全新的环保工艺生产线，搬迁产能不转移污染，是国家发改委、首钢与唐钢三方的共识，这意味着首钢绝大多数设备不会搬到曹妃甸;新钢厂自动化程度空前，只需要8000工人，按照曹妃甸新钢厂首钢持股51%，唐钢占49%的股权结构，首钢6.4万钢铁工人中，只有4000到5000人可能搬迁到曹妃甸。首钢搬出的主要是“产能”。　　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吕斌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按照现行财政体制，“产能”是地方政府搞规划时最关心的问题。因为现在国家不会直接拨款给地方，贷款也总是要还的，企业利税逐渐成为地方财政的真正支柱。在钢铁这类原材料产业，争取到800万吨“产能”实际上就是争取到每年几个亿的利税。　　吕斌认为，用这个方法观察，“首钢搬迁”实现了多赢。北京虽然失去了800万吨产能，但得到了宝贵的土地，每年还减少了1.8万吨固体排放物，失去的利税能从第三产业收回来;河北得到的当然不仅仅是新“产能”中的49%，关键是引来了产业链上下游的投资。　　北京申奥成功后，各地都紧盯着首钢将要迁出的800万吨钢铁产能，这个大项目最终落户唐山曹妃甸，唐山市发改委主任薛渤认为有几方面原因:曹妃甸本身是北方最好的深水良港，工业用地充足，可以满足钢铁企业沿海布局的新思路;河北省还在财政方面做了重大让步——按照搬迁方案，新项目的所得税将遵循总部属地原则，继续向北京缴纳，企业增值税上缴河北财政。此外，河北省还在自筹资金，确保新钢厂技术先进性、满足环保要求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首钢本身也没有在搬迁中损失多少“产能”，除了曹妃甸新钢厂51%的股权，首钢还在河北迁安拥有近期200万吨、远期400万吨的优质热轧板卷项目;在河北秦皇岛拥有200万吨宽厚板项目，此次“搬迁方案”批复，又得到北京顺义区150万吨冷轧薄板的“产能”。　　首钢新闻官员向《瞭望东方周刊》证实，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首钢在北京顺义区建设150万吨冷轧薄板项目，就是考虑到首钢需要筹措搬迁经费，安置富余工人。涉钢产业整体搬迁之后，首钢仍将保有1000万吨以上的“产能”。　　首钢新闻官员还提到,发改委的批复中,特别强调唐山曹妃甸新增800到1000万吨产能后,河北省的钢铁总产量不能突破现在的年产量。这就意味着河北上曹妃甸这个项目,要以压缩同等产能的小钢厂为代价。从宏观看,“首钢搬迁”并没有改变全国钢铁行业的生产总规模。这位官员说，国家对钢铁产能的控制一直都很严，1992年首钢曾经希望向外扩张，在山东建立1000万吨规模的钢铁厂，尽管首钢和山东省都很积极，却没有得到国家批准。　　多赢安排是执行力的前提，长期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规划专家吕斌评价说:“在中国，往往只有一个兼顾各方面利益的安排才能雷厉风行、不打折扣地贯彻下去。”　　首钢搬迁与中国之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最让城市规划专家们感到欣慰的，还不是首都身边的污染源搬走了。他们感慨所系，是终于看到了中国工业布局思路的根本转变。　　搬迁到曹妃甸的首钢将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沿海型钢铁企业。曹妃甸钢铁围海造地工程负责人杨春华介绍说，此前中国虽然建有紧邻东海的上海宝钢，但宝钢并无深水码头，需要将矿石原料从远洋轮上卸下来，用小吨位船舶运到长江口内的厂区，钢材出口也要倒腾两次;曹妃甸则不然，深水港离生产区不到1公里，20万吨级远洋轮可以直接用传输带把矿石运到生产线上。能够充分利用廉价水运是曹妃甸钢铁项目的最大优势。　　从1919年的民营小铁厂起步,首钢在1958年、1979年那样的年份里超常规发展,到1994年夺得中国钢铁产量第一的锦标,最终在渤海湾的深水港找到了应该属于自己的位置。吕斌评价说,首钢的历程就是中国工业布局的一个影子,当辉煌和彷徨都已过去，规划学者们可以从中理出一个头绪了。　　吕彬说，理论上，钢铁工业只有资源型和沿海型两种布局模式。而首钢是个例外，它两种情况都不属于。“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吕斌对记者说，“不知道你这个年龄见过1965年版的人民币没有，面值1角的，正面是一群幸福的工人下班回家，背景是无数冒着黑烟的大烟囱。”　　“在我们这个搞了几千年农业的国家，工业化曾经是一个终极价值，不管什么工业，都是幸福的象征。”吕斌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评价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指标，是看它是消费性城市还是生产性城市，只搞第三产业的城市肯定是“腐朽堕落”的象征。　　北京城市规划设计学会秘书长魏恪宗回忆说，同仁们谈起当年首钢在北京布局，总爱讲一个故事:解放初期，每年国庆都在天安门广场搞群众集会，当时的彭真市长向检阅游行队伍的毛泽东主席介绍游行队伍时说，这是饭馆服务员方阵，这是澡堂子工人方阵。主席听后若有所思，下决心改变工人结构，要有真正的产业工人，拿掉老北京“纯粹消费城市”帽子，提出“北京要有钢铁工业，要有石化工业。”魏恪宗说，首钢建厂之后，几乎每次天安门的重大活动，都由首钢工人方队代表中国工人接受检阅。　　谈到中国钢铁工业布局的变迁,杨春华认为,首钢最终选择沿海型布局,并不能说明当初的布局思想就是错误的,因为“人的认识总结合当时的条件。”当时的国际环境和贸易条件无法跟现在相比,今天的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关系,有这个先决条件,才能实现大规模利用海外矿石资源、发展沿海型钢铁企业的设想，彼时，处在被封锁局面下的中国恐怕只能选择自力更生。能够搞沿海型钢铁布局，这是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表现。 　　而吕斌则从现代化的角度对首钢搬迁做了解读。他认为，北京市积极推动首钢搬迁，说明北京进入了工业化新阶段，它依靠第三产业也能保证税收;重工业一度是北京最重要的税源，首钢鼎盛时期，它一家的利税就曾经占到全市税收的四分之一。而到了2004年，北京国税、地税收入达到1800亿元，同期首钢的利税不过28亿元。在这一年，北京房地产业实现税收130.3亿元、建筑业实现税收58.8亿元、金融业实现税收54.6亿元，都把钢铁业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自动化网远山摘自《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卢波 / 北京、唐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