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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贺宜：他爱着孩子们，仿佛爱着年幼时的自己

上海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策源地和重镇，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在这里孕育和发展。20世纪初，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作家开创海派儿童文学的先声。到今天，百年上海儿童文学成就斐然，海派作家群更以丰富优秀的作品影响几代人。贺宜就是从上海走出的、毕其一生为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竭尽全力的开创者、奋斗者。

贺宜

一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20世纪初曾属于江苏省松江县管辖，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江南古镇。古镇北街下塘，一户朱姓人家的院落里，一个四五岁的瘦小男孩常常跟在女佣身后，看她洗菜、烧火。吃饭时他一个人坐在木凳上，端着的饭上面只有几片绿色的菜叶，晚上也是睡在佣人的小房间里。

他不是佣人的孩子，他是这个“书香门第”的长孙朱家振，后来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贺宜。

在中国传统家族中，长孙是家族序列中的老大，更是家族血脉的延续和权力的象征，有着重大责任和特殊地位。朱家振为何沦为佣人一般？

朱家主人因病早逝，好在夫人钟氏好强能干、持家课子，儿子朱一声成人后娶了本镇施家女儿，生的第一个男孩就是朱家振。

弄璋之喜是封建传统家族中的大喜，意味着家有传承。对朱家来说，最高兴的当然是苦守家业的祖母钟氏。

也许是钟氏过于强势，朱一声性格懦弱，平时从不管家事，只看些闲书。看着儿子不会有什么大出息，钟氏便把家族振兴的厚望寄托在刚刚降生的孙子身上，遂取名“家振”。

满心欢喜的钟氏为孙子举办了“汤饼宴”，又请来算命先生为孙子看八字：朱家振生于1915年1月9日，农历甲寅年十一月二十四，属虎。算命先生说，龙从云、虎从风，虎跃龙腾，前途无量，但钟氏和孩子父母都属羊，“虎入群羊”，命中要克祖母和父母。

小小的家振从此被家人憎恨、厌弃，大人稍不如意他就被痛打，钟氏甚至用缝衣针戳他的嘴，骂他“丧门星”。

小家振慢慢变得孤僻。常常一个人蹲在院子里看蚂蚁，仿佛自己就是那些奔走着的小黑点。有时，一块苔藓、一片叶子、地上的一处水渍，在他眼里都是一些活灵活现的形象。独处中漫无边际的想象活跃了他的艺术思维，为他后来成长为儿童文学作家奠定了基础。贺宜晚年曾感慨：“这种奇特的爱好，对我后来进行儿童文学创作活动，驰骋艺术想象力，似乎也有些帮助。这实在是我当初所没有想到的。”

上海金山的贺宜故居

二

1920年，５岁的家振到外公施家开的私塾上学，命运至此有了些许改变。两年后，亭林北街上创办了松江第八小学，学校就设在朱氏家族共有的景松堂。家振上了学，学校教的是白话文，课间休息也无人管束，家振的天性在这里得到从未有过的舒展和释放。一位姓程的先生时常给他们讲故事，有些即兴所编也讲得跌宕起伏，激起了家振对故事的强烈兴趣，他想象的世界也春阳融冰般有了更自由的拓展。

次年，松江第五国民学校校长张思莼将松江第八小学和另外几所学校合并，创建新的第五国民学校。在这里，朱家振的语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尤其作文总被老师画上许多圆圈，让同学传阅。

一次，他在一位同学家看到《儿童世界》和《小朋友》。《儿童世界》是郑振铎主编的我国第一本以少年儿童为读者的刊物，1922年１月在上海创刊，这本刊物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后来贺宜也成为其主要撰稿人。《小朋友》是上海中华书局于1922年4月创办，也极注重内容的多样化。两本杂志让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

1925年，朱家振小学毕业，在疼爱他的姑妈的资助下，跟随姑妈家表兄到上海南市区，顺利考上沪上名校民立中学。上海当时多少文学青年的向往之地，走向上海就是走向了未来。姑妈成全了家振。

3年后，朱家振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而没落家庭无力供他继续上学。同在民立中学的表哥高中毕业在上海南市文庙内的上海图书馆工作，姑妈不放心14岁的家振出去打工，让他和表兄一起住在上海图书馆。这无疑又向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1931年，17岁的朱家振迫切地想要独立生活、走向社会。当时的旧上海，工资稍高的岗位都有英语要求。他找到嵩山路文生氏英语补习学校，两年的学习使他的英文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更大的收获是认识了杜辉义。

杜辉义因参加湖南进步学生运动被军阀通缉而逃到上海，一个人住在法租界瑞华坊，在他邀请下，朱家振来这里和他同住。这里不仅有文学书籍，还有朱家振没接触过的政治理论，正是在杜辉义的影响下，朱家振开始阅读进步书刊。

瑞华坊在复兴中路285弄，这条路上曾经诞生过陈独秀建立的小型印刷所，也曾有中共上海区委早期党校的旧址。钱锺书、刘海粟、柳亚子、柯灵、丁玲、钱杏邨等都在这里居住过。

距瑞华坊不远的曹仁五路明星池15号的一个亭子间，还住着同是湖南人的左翼作家叶紫，当时叶紫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认识叶紫后，朱家振又与陈企霞、钟望阳相识，几位革命文学青年的热诚、执着、进取，如同一束强光照进他的生活，使他的世界真正明亮起来。

贺宜

三

1933年，朱家振受聘于沪光小学教国语。与孩子们的朝夕相处，激发了为孩子写作的欲望，他于是开始了第一篇童话《小山羊历险记》的创作。

有趣的想象得到杜辉义和叶紫的称赞，他们鼓励他关注现实社会，为时代发声。他想到“九•一八事变”，创作了揭露帝国主义罪恶行径的《蛟先生和他的联盟者》，这篇政治讽刺童话在当时儿童文学中独树一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他人生的第一个伯乐——鲁迅先生的三弟、当时在《辞源》编辑所工作的周建人。周先生关心地询问他的工作和写作，他将《蛟先生和他的联盟者》《小山羊历险记》和《聪明的牧童》给周先生，请他指点。周先生欣喜地将三篇童话推荐给《儿童世界》主编徐应昶。1933年9月，三篇童话分三期刊载，作者署名朱菉园。

《蛟先生和他的联盟者》成为朱家振发表的第一篇童话，19岁的他顺利进入上海文坛。

童话发表后，周先生鼓励他“以后多看些书，多写一些创新意、有思想内容的作品中”。前辈的勉励，更坚定了朱家振的童话创作。

1934年，朱家振加入左联，年底，由叶紫介绍，认识来上海不久的萧军、萧红。1935年2月，生生美术公司董事长孙雪泥主办的《生生》月刊在上海出版，主编李辉英，朱家振是副主编。月刊作者中有大家茅盾、叶紫、艾芜、王任叔等左翼作家，郁达夫为刊物写了散文，朱家振自己则写杂文。他曾向鲁迅先生约稿，但《脸谱臆测》一文未能通过当时“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核，与《生生》创刊号错过。

上海为朱家振提供了开阔的文学空间。《生生》被迫停刊后，他集中精力创作童话，将完成的十几篇童话编辑成集，投寄几个书店，不是被退回，就是杳无音信。叶紫建议他参考鲁迅先生“奴隶丛书”出版，自己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就是这样自印自销。困顿中的朱家振在朋友们的资助下，第一本童话集《小草》于1936年6月“破土而出”。他署名“贺宜”，表达对自己所投身的儿童文学事业的祝贺，从此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有了作家“贺宜”的名字。

《小草》收录15篇童话，年轻的贺宜置身于广阔的社会现实，从农村写到城市，敏锐地捕捉从富豪到农民、工人、车夫、乞丐各阶层的境遇，显示了他高涨的政治热情和出色的创作才华。所印1000册很快销售一空，又加印1000册。《小草》以童话为武器直击黑暗现实，同时赞颂的“小草”意味着民众的觉醒和斗争，得到少年知识出版社主持者、地下党杭苇的关注，在少年知识出版社正式出版。杭苇后来成为上海教育局局长，他是贺宜第一本书出版的伯乐。抗战爆发后，《小草》改名《真实的故事》再版，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印了一万册，得到空前的欢迎。

1936年8月，贺宜到江宁六县旅沪同乡会小学任教，创作了《两个花园》《地狱》两部长篇童话，分别在林荫主编的《儿童文艺》和何公超主编的《少年世界》月刊上连载。

“八一三”淞沪会战时，贺宜正在亭林，日军在金山嘴登陆，贺宜历经家乡沦陷之苦。1938年5月，贺宜回到上海住在新闸路姐姐家，得知杜辉义已回湖南继续革命，叶紫因病回家，不久英年早逝。落寞中，钟望阳推荐他到中共地下党的“小学教师进修会”，在《儿童读物》进行创作。

1939年春天，贺宜结识了时任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兼任上海难民救济协会难童教育处处长陈鹤琴，陈鹤琴是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现代幼教之父”。而此时的贺宜已是优秀的青年作家，陈鹤琴安排他在第一难童学校工作，他的童话《凯旋门》《野小鬼》等也相继出版。

有一张贺宜在南京路启昌照相馆拍的黑白照，反映了这一时期贺宜的精神风貌。这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形象，清癯文弱、西装领带，乌亮整齐的头发梳向后面，黑色圆边眼镜掩不住眼神中的纯净和倔强，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依然保持如初。

1940年，陈鹤琴在江西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幼师学校——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邀请贺宜任教国文和儿童文学课。陈鹤琴校长提出的“活教育”思想和陶行知关于“生活即教育”的理念，极大地影响着贺宜，这段时间他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儿童教育上都得到迅速成长。

1946年2月，学校迁回上海。中共地下党建立“上海市校教师福利促进会”，贺宜成为中坚力量。10月，贺宜在王鼎成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就任由陈伯吹、李楚材发起组织的“上海儿童文学工作者联谊会”党小组负责人，同时兼任中国少年剧团团长。1947年10月，经党组织批准，贺宜主编《童话连丛》，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发表童话的刊物。

四

1948年，因斗争形势严重，贺宜被转移到解放区，直到1949年8月才回上海担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少年部副部长、《新少年报》社长兼总编辑。为了熟悉新时代少年儿童，也为了当好上海市立十区一中心国民学校（今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校长，身兼数职的贺宜每周都去学校，到班级和孩子们谈心，和他们做朋友。

20世纪50年代，贺宜调往北京，到团中央出版委员会工作，不久后当上中国少年报副总编。忙碌的工作使他很少有时间潜心创作，他挤出时间写下大量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儿童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儿童诗创作极为活跃，袁鹰、李季、阮章竞、柯岩、金近、田地等诗人，为孩子们写出了题材、风格各异的诗篇，贺宜曾激动地评价当时的盛况——那些艺术性和政治激情完美结合的儿童诗，那些充溢着诗情画意、真挚纯洁精神世界的儿童诗，曾多么有力地感动孩子们，带给他们丰富的喜悦和引人沉思的启迪。

这一时期，贺宜出版了重要作品长篇童话《小公鸡历险记》和《鸡毛小不点儿》，同时还致力于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创作了《目前童话创作中的一些问题》《智慧的语言，锐利的武器》《儿童诗创作的几个问题》等，相继出版理论集《散论儿童文学》《童话的特征、要素及其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贺宜儿童文学理论形成的主要阶段。

1961年，贺宜举家回沪，定居上海延安西路美丽园。他家楼下就是幼儿园，后来的20多年里，他习惯了每天听着孩子们的声音，时常趴在窗台上看孩子们嬉戏。晚年行走不便时，就让家人搀扶着到窗边艰难地寻找孩子们的身影。对孩子们心怀深切之爱的贺宜以自身的感受总结道：“对儿童文学工作的真挚感情是从对儿童的真挚感情来的。”还曾呼吁“低幼儿童文学作品即使篇幅小，也不能降低它的文学性”“这是世界上最难的文学”。

贺宜于1970年6月调任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组；1978年8月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后来几年便行动困难，频繁出入医院。晚年的他基本在病中完成作品，常常躺在医院病床上构思，病情稍好就急于回家，颤抖着手继续写作。

这位病着的老人，面对孩子们总有释放不尽的激情，他的书写一如从前保留着活泼与纯真，一字一句从他心底、从他深沉饱满的爱中流淌而出。

一生投身于儿童文学创作的贺宜，如儿童般清澈。作家汪习麟在《贺宜评传》中说：“贺宜一生淡于名利，开会从不抢头排……发言也不高谈阔论，只是质朴地叙述己意；他多次主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手不释卷，日夜写作。然而对于文学上的追求又十分执着，遇有某些不正之风或不能苟同的意见，他也会激烈起来，无法掩饰自己分明的是非与热烈的爱憎。”

1984年10月，《贺宜文集》第一卷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一年还出版了他的长篇童话《木头人》和长篇小说《野小鬼》。他的创作一以贯之地体现着他“儿童文学为教育”的主张，“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美感教育……最认真的作者总是力求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这三者完美的结合”，同时强调“必须尊重艺术规律，必须有充分的艺术性，反对公式化、概念化”。

1987年8月20日凌晨，贺宜告别了他为之创作半个世纪的小读者们，而他的文字继续滋养着他们，陪伴着他们成长。一个童年饱受虐待冷遇的人，倾尽自己内心的柔软与温情，一生都在走近孩子，以自己的方式关爱着他们，正如他的童话《鸡毛小不点儿》中的小不点全心守护它的小葵花子那样，他爱着孩子们，仿佛爱着年幼时的自己。

贺宜作品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