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恒院士工作照。 图片由天津大学提供

视频里枣红短袖、白发精干的“普通”老爷爷，是我国著名的流体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恒。从破碎的山河中走来，周恒见证了中国流体力学的发展，并一直行走在解决科学问题的道路上，做一名心态年轻的“90后”。

“我已经年过九十，可以算是高寿了。纵观我这一生，应该说基本上是顺利的。”

周恒的父亲是一名中学数学教员，为人诚实正直;母亲婚后虽然放弃了工作，专心照料家庭，却始终保持着思想的开阔。对于孩子，夫妻俩关心的不仅是他们的衣食，更注重的是教育，在抗战时多次迁移，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总要设法找到当地较好的学校，让子女们能受到好的教育。父亲还经常出些算术题“考考”子女们。

1946年，抗战胜利后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复校，刚读完高中二年级的周恒考上了北洋大学化工系，随后转入水利系。对于这段经历，网上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是：“青年周恒听海外归来的教师及工程师介绍国外兴建水利工程的情况，感到水利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故而毅然转系。”记者向他求证，周老笑着摆手，说这样的描述太过“拔高”了，再说“化工不是一样关乎国家命脉?”

1950年，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并留校担任水利系助教。任助教两年，周恒参与的三门课都多少和力学有关，就此与力学初结缘分。两年后，周恒被调到力学教研室工作，从此走上了力学教学和研究的道路。23岁的周恒第一次站在讲台上，开讲的第一门课就是理论力学。

周恒不常接受采访，他总觉得个人经历“没什么好讲”。如果一定要讲，他愿意说说在科研道路上的曲折经历和给他带来启发和触动的那些人。最常提起的名字有两个：一位是大科学家钱学森，另一位则是技术工人曹仁杰。

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一个学期，另两位老师都没有坚持下来，只有周恒一直听到了最后，“那时很辛苦，但钱先生讲得非常好，深入浅出，对我后来的教学和科研都有启发。”

几年后，周恒摸索着自己从文献上找一些课题来做。他开始关注流动稳定性问题，想把一般力学中已有的运动稳定性理论移植到流体力学中去。“虽然写了几篇文章，甚至也得到过年长学者的肯定，但现在看来价值不大。”对于这段研究经历，周恒并不满意，觉得这些论文“数学气”重，“没有考虑工程技术发展的需求，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20世纪70年代，周恒和力学系的几位同事受邀到位于江西九江的一个航海仪表厂，协助他们解决一个技术难题。当时，仪表厂正在研制导航仪上所需的“气体动压轴承二自由度陀螺仪”，40多岁的技术工人曹仁杰负责陀螺仪转子、轴承等核心部件的设计和加工。

因为“无从下手”，专家团队的大部分成员直接返津，周恒和另一位同事却多留了几天。他跟在曹仁杰身边，仔细看他加工陀螺仪的零部件、也从旁观察运转试验。“你们能想象吗?轴承上刻的螺旋槽，深度只有两微米，全凭他制造的土模具，用手工打磨出来!”曹仁杰身上的干劲和那种精确到微米的严谨感染了周恒。

经过两年的努力，难题得以成功解决，周恒总结相关原理和经验，和上海交大的刘延柱教授合作写了一本“小书”——这本小册子至今仍常被我国一家研制惯性导航仪的重要单位参考。周恒总说，陀螺仪最终设计成型，曹仁杰起了很大作用，“他在多次尝试之后，最终选择了一种和书本、文献上不同的结构。直到改革开放后，我们才发现，国外一款飞机上的著名陀螺仪的结构，与他当年的设计非常相似。”

老科研人的坚信：哪怕犯错，也不要只是创造些“时髦新名词”

他不愿向记者列举自己培养出的高徒，更忌讳“某某在周恒院士的影响下取得了某某成就”这样的说法。“成就是人家自己努力得来的，怎么就是受了我的影响呢?我只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做好自己的事。”

年轻科研人的“相信”，源自周恒的“坚信”——

1981年，正在进行流动稳定性非线性问题研究的周恒，到英国做访问学者。他到访的，正是流动稳定性弱非线性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斯图尔特教授执教的大学。周恒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解除或至少放宽其方法在应用层面所受的限制，再设法将弱非线性理论推广到三维问题上。他所做的工作，在当时得到了英国同行以及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的肯定。

虽会犯错，但“理工结合”的理念再未改变。

“一门新的学科，其起源往往是为了认识现实世界中的新事物。而只有用这门学科去解决现实世界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才能推动其后的发展。”周恒坚信科学的任务有二：一是帮助人类更好地认识世界;二是根据需求，帮助人类解决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前者受限于人类现阶段的认知水平，“是有一定偶然性的”。而后者，“需要我们这些从事基础研究的人，主动走到生活中、走到实践中去，看到迫切的需求、提炼出新的科学问题，而不能光坐在办公室里等待，或从书本文献中去找。”

20世纪90年代，周恒转入超声速、高超声速流相关问题的研究，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航天技术领域。他的团队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力学界得到肯定，也同时得到航天部门的认可，其中一些成果已进入试用阶段，开始服务于实践。

老院士在赶时间：小轮车与“散伙饭”

在旁人看来，周恒是已过鲐背之年的“90后”老人。但在工作中，他的心气却还像个真正的“90后”。

“周老师现在还在指导3个研究方向的团队。在办公室，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讨论科学问题，他会不停地思考，不停地探索新的问题，面对复杂的新课题，他愿意一点一点去学，一点一点弄清楚，他也很乐意向年轻人请教科研中的问题。”陈杰说。

去年周恒生病住院的时候，医院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见外人。但周恒挺执着，他跟医生说，有几个年轻同事得来和他探讨科研上的问题，这是“实际需要”。医生拗不过他，终于同意“每次探访只来一个人，最多待一小时”。陈杰说，他们去了，“周老师也不提自己生病的事，一个小时都用来讨论科学问题”。

和年轻人讨论问题，周恒会不时流露出独属于他的“自黑式”幽默。陈杰还记得，有一次，周恒提了个问题，大家都答不出，他笑着引用电影中列宁的一句话说：“一个傻子提出的问题，三个聪明人都答不出来。”当然，面对不认同的事情，周恒也直言不讳。“他会批评解决不了问题的研究，比如说工程上没有实际作用，纯粹为了发文章的。”陈杰说。在周恒的影响下，团队不唯论文，不为拿奖，而是单纯地为了解决科学问题、单纯地做研究。

“他每天自己做饭，生病之前的卫生都是自己打扫，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很少去麻烦别人。90岁的时候，出差到绵阳，他的行李都是自己提，我要帮忙他也不让。”陈杰说。

在天津大学，周恒有两位老友，一位是建筑系教授、中科院院士彭一刚，另一位是精密仪器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声华。这些年，三位老院士没事就相约“下馆子”，聚在一起聊聊天。

说这句话时，周恒依旧风轻云淡，疾病和衰老，在他的言语里似乎都不足挂齿。但还是有人看出了一些微小的变化——

“这一年来，周老师改变了他规律的生活，起早贪黑地考虑科学问题。”陈杰觉得，老师“像是在赶时间”。(记者白佳丽、雷琨)